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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宗元和刘禹锡，曾经共同在公元793年的春天，在长安科举应试中同榜考中进士，而二人也算是他乡遇故知。

　　那一年，刘禹锡21岁，柳宗元20岁。

　　唐顺宗永贞元年，王叔文、王丕掌权，革新朝政，任用一批文人出身的政治家。这次革新维持了146天，最后以失败而告终。王丕、王叔文被杀，这些身为文人政治家的“八司马”全部遭贬。“八司马”当中，有两个就是柳宗元和刘禹锡。

　　柳宗元本为朝廷重臣，顷刻间如同羁囚，幽囚恶地，志向远大却被强行剥夺。

　　生命有如一叶孤舟， 一苇断蓬，被强行驱逐到一个令人惶惑的炎瘴之地。

　　永州之贬，一贬就是十年。

　　和柳宗元同去永州的，有他67岁的老母。柳宗元的母亲卢氏，出身于著名的士族范阳卢姓，但家道早已没落。柳宗元少时，正值安史之乱，柳宗元的父亲携家小汇入逃亡的人流，逃到南方。在南方，一度生计艰难薪米无着。柳宗元的母亲为了供养子女，常常自己忍饥挨饿。

　　功名的朝不保夕和仕途的祸福难测让这个母亲没有享受多少人生苦尽甘来的宽慰。永州地处湖广交界，当时甚为荒僻，人烟稀少。被贬永州后，由于生活条件恶劣，到永州未及半载，老母卢氏便离开了人世。这对柳宗元的打击是巨大的，母亲一生操劳将自己养大，自己没能让她享上一天的福，却受自己的连累客死异乡。柳宗元在萧瑟的永州仰天长叹，可是他又能如何呢?

　　在儒者的心中，母亲是神圣至上的，可道与良知也是神圣至上的呀。按照儒家的义理精神和家国理想，这明明是一个可以兼顾的取舍，可中国的社会历史总是把一个原本可以兼顾的取舍变成了不可兼得的取舍，并残酷地将之摆放在知识分子面前，让他们用别无选择的方式进行选择。于是，自小深得母亲教诲的中国儒家文人选择了道义，母亲的目光悲悯却又坚韧，是深明事理的博大情怀。

　　他们在那种目光的赞许与激励下，一次次带着羸弱的母亲上路了，纵使风雨交加，天寒地冻，也不管山穷水尽，前路漫漫。

　　年迈的母亲们也一道谪居到穷山僻野之地，陪着儿子去“独钓寒江雪”，陪着他们忍受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的被放逐的命运。

　　柳宗元想把亏欠自己母亲的儒者之孝义补偿给另一位母亲，他的朋友刘禹锡的母亲。元和十年正月，柳宗元与刘禹锡等被召回京。一些大官僚对重新召回柳宗元和刘禹锡极为不满，千方百计进行毁谤。朝中众臣借刘的诗作《戏赠看花诸君子》为理由诋毁刘禹锡，重新燃起皇帝对革新派的不满。

　　本来，刘柳二人经过十年漫长的贬滴生涯之后终于看到了光明和希望，可这光明却像倏然即逝的闪电，转眼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柳宗元改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刺史，刘禹锡为播州刺史。柳宗元想到播州比柳州还要艰苦，刘禹锡还有80多岁的老母随身奉养，便几次上书给朝廷，要求与刘禹锡互换。他在给刘禹锡的信中动情地说，柳州虽荒野，但毕竟比不上播州僻远啊，请梦得弟也让为兄帮你尽一点孝心吧。幸好后来朝廷中有人为刘禹锡说情，才又改贬到连州做刺史。

　　刘禹锡带上了年迈多病的母亲和年幼的儿子，又一次上路了。还是被贬谪的路，还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宿命的路。

　　刘柳第二次被贬，在赴任途中，他们结伴同行，互诉衷肠互相抚慰。行进到衡阳时，刘禹锡必须由水路改为陆路，柳宗元则沿水路继续前行。两位饱经忧患的老友就要天各一方了，彼此凝望着渐渐染满霜花的两鬓，无声的目光里满是依依惜别的心情。衡阳挥泪分手，柳宗元强颜欢笑地拍拍刘禹锡的肩膀，“今朝不用临河别，垂泪千行便濯缨。”

　　他们通过回环往复的寄赠和应和之形式，传达出凝重的离愁与别意。在这次贬谪途中，柳宗元共有三次唱诗，刘禹锡则有相应的三次和诗。柳宗元写《重别梦得》：“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歧路忽西东。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刘禹锡在《再授连州至衡阳酬柳柳州赠别》写道：“去国十年同赴召，渡湘千里又分歧。重临事异黄丞相，三黜名惭柳士师。归目并随回雁尽，愁肠正遇断猿时。桂江东过连山下，相望长吟有所思。”柳诗写得比较沉痛，而刘诗则写得更沉毅。总体上，从两位诗人“相望长吟有所思”的伫立凝望和长吟所思的镇定身影里，清楚地看到了他们击退痛楚之后的坚强。

　　柳宗元一直想辞官归田，理想晚年能同刘禹锡为邻相伴，朝夕相守。刘禹锡却半开玩笑地说，假若我们晚年一起耕田为田舍翁，那时我们两鬓斑白，面面相舰，不是万事皆休了吗? 一个想得美好，一个答得风趣，从另一个侧面寄托了二人的惜别长情。

　　他们的正直在庙堂上得不到立足，他们的政见在朝廷里得不到重视。

　　他们被抛弃到荒蛮野地，任其自生自灭。这群人将他们顽强而健全的生命力，从政治领域转向了文学领域。连州如画的山水、古朴的民风使刘禹锡的心情稍稍得到安慰，海阳湖和吏隐亭就成了出身于儒学世家的刘禹锡排解去国怀乡之情的去处。这里，秀竹茂林间峻崖嶙峋，登高而望，数百亩海阳湖一平如镜。湖中翠荷盈盈，渔舟荡漾。他由衷赞叹“天下山水，非无美好”，对连州倾注了无限情深。

　　而在柳州，柳宗元刺史的内心已然没有了议论，剩下了只是苍茫一片的感怀。那些曾经擅长的论、辨、骚、赋、说、对之类的散文文体，忽然在他笔下绝迹了。人生的磨难已把他推到了真正无话可说的境地。在柳州，柳宗元只写了一些祭文墓铭、几篇记、几封书和一篇《童区寄传》等，此外就是作了30多首大多很有质量的诗。长期的贬谪生涯，持久的困顿，使柳宗元未老先衰。尽管读佛书，游山水，力除刚燥之气，刻意追求恭宽谦退甚至脱胎换骨,在这种对自身人格再设计的背后，深隐着连柳宗元本人都未必明确察知的自我压抑的痛苦，凝聚着因专制政治和混浊世风打磨而导致的心理冲突。柳宗元忧愤地离开了人间，当时年仅47岁。临死前，柳宗元几次写信，请刘禹锡代为照管自己的子女，并将一生的全部文稿托付给他。弥留之际，柳宗元的口中还断断续续地呼呼“吾友梦得”。

　　柳宗元在柳州去世时，刘禹锡正护送母亲的灵柩途经衡阳，当得知这一噩耗时，他“惊号大叫，如得狂病。良久问故，百哀攻中。涕泪并落，魂魄震越。”看到上次两人以诗唱和的分别之地却已物是而人非，他睹物思情，情难自已，于是长歌当哭， 以志哀思：“忆昨于故人，湘江岸头别。我马映林嘶，君帆转山灭。马嘶遁故道，帆灭如流电。千里江篱春，故人今不见。”在以后的岁月里, 刘禹锡忍受着“终我此生，无相见矣……知悲无益, 乃恨无已”的悲痛之情, 写下了《祭柳员外文》、《重祭柳员外文》等一系列的纪念性文章和诗歌，借以悼念对故友的哀思。后来刘禹锡没有辜负老友的托付，用半生的心血编撰成一部《柳宗元集》。

　　思索一下中国古代不计其数的被贬的司马和刺史们的名字，个个都历历在目，占据着最显眼的位置。

　　屈原、贾谊、陈子昂、张九龄、刘长卿、韩愈、元缜、柳宗元、白居易、刘禹锡、苏轼、欧阳修、范仲淹、张养浩……

　　他们并非全都遭遇乱世，大多数供职于盛世的朝廷。儒家义理的动人魅力是道德和理想，是修身和人格锻造，治国齐家平天下是作为中国士人的价值主体而存在的，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冲动而存在的，一旦进入政治社会的方法论层面，危机和灾难就接踵而至了，柳宗元和刘禹锡式的悲剧也就不可避免了。如果儒者为了保全正直的人生，就注定要永远行走在被贬谪的风雨泥泞的路途上，并且还要让年迈的白发母亲受累，那么，这不是对中国儒家道义的最尖锐的反讽吗?

　　当然，在21世纪的今日之中国，国家政权对待知识分子已经不会再采取贬谪这种古老形式将其边缘化。但正直知识分子同样可能以其它方式在政治上、社会身份上、文化上被高度边缘化，那是一种精神贬谪或者身份贬谪。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形态，就是把正直正常的人不断边缘化，把不正直不正常的人主流化的社会形态。

　　而另一方面，在这个多数知识分子被收买和豢养的时代，已经不需要他们为了道之废存而带着年迈的老母亲赶车上路了。他们一定会为既得利益而妥协，他们也会用锦衣玉食将母亲的晚年照料得很舒适。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幸还是不幸呢?是中国母亲们的幸抑或是不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