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柳宗元成为“被执行人”合我国国情
柳宗元(公元773—819年)，河东(现在山西芮城、运城一带)人， 唐宋八大家之一，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散文家和思想家。与刘禹锡等人参与永贞革新，失败后，朝廷判决：柳宗元从礼部员外郎贬为邵州刺史。在赴任途中，柳宗元被加重处罚：贬为永州司马。元和十年，朝廷改判：柳宗元为柳州刺史。当时已贬为郎州司马的刘禹锡(此前任监察御史)也被改判为播州刺史。得知判决，柳宗元对亲朋好友说：“禹锡有母年高，今为郡蛮方，西南绝域，往复万里，如何与母偕行。如母子异方，便为永诀。吾与禹锡执友，何忍见其若是?”他即草奏章，请求朝廷再行改判：以柳州授刘禹锡，自往播州。后裴度亦奏其事，刘禹锡终于改为连州刺史。
柳宗元是皇帝钦定罪犯，作为被执行人，无法公开直接地反对朝廷判决，只能找理由不严格执行朝廷判决，提出了执行异议：要求与刘禹锡互换被贬地点，且结果很好。原因何在?
首先，要求合乎情理。柳宗元认为，刘禹锡母亲年事已高，播州是少数民族居住之地，荒凉偏僻，往来路途有万里之遥，刘禹锡怎么能做到携母安全抵达贬地播州(即今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区)?如不能携母同往，则母子分别之日，就是母子永诀之时。他从孝道入手，借以打动朝廷。
其次，操作方式可行。“即草奏章”，柳宗元即书面提出了执行方式，说自己是刘禹锡的朋友，不忍心看到刘禹锡的窘境，要求与刘禹锡互换执行地，他去柳州，自己去播州。从友情入手，落到实处——不让朝廷判决落空。
被执行人柳宗元从孝道和友情角度出发，给朝廷的执行工作出了道难题，按朝廷方案继续执行，如出现意外情况，将难以交代;如按柳宗元方案执行，则朝廷有失颜面。
终于，御史中丞裴度“亦奏其事”。后朝廷将刘禹锡改判为连州(即今广东省连州市)刺史。
柳宗元是改革派，因永贞革新失败被贬，心中不平，对朝廷的判决当然有抵触情绪，所作诗《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可见一斑：“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柳宗元的哀怨忧愁之情溢于言表，但他不可能也无力直接对抗朝廷判决，所以，只能以自嘲的口吻对朝廷的判决提出异议：把荒远偏僻的播州留给我，把条件稍好一点的柳州让给刘禹锡吧!这其实是对判决不满的含蓄表达。当然，不满归不满，可判决总得要执行。此案在朝廷作出柳宗元贬地不变，刘禹锡改贬连州的决定后而顺利执结。如此，柳宗元无话可说了，刘、柳分别赴贬地(尽管柳宗元不久即逝于柳州)。
如果朝廷不改变执行方式，如果刘禹锡执意想“与母偕行”，刘母在途中死亡;如果刘禹锡别母独赴贬所，刘母独处老家而亡，这将是悲剧，这也将是一次失败的执行!这绝不是人们想看到的执行结果。好在这些“如果”都没有出现。
我们在执行案件的时候，往往会遇到多方面的阻力，诸如被执行人的抵制、执法环境的恶劣等，似乎执行工作已到了“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地步，但作为被执行人的柳宗元告诉我们，换一个角度去执行，就会“柳暗花明又一村”了。
既要保证案件得以顺利执行，维护法律的尊严，又要根本解决“执行难”，取得较好的社会效果，这需要我们执行法官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