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真正的诗人,不是朴素的,就是感伤的。怎么区分他们到底属于哪一类呢?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在《心理类型》上说:“朴素型是以感觉占主要地位为特征的,而感伤型是以直觉占主要地位为特征。”
感觉,会促使主体依赖客体,甚至将主体引入客体中。对于朴素型来说,所面临的“危险”就是主体可能会被淹没于客体中。
而直觉,是作为人对自己无意识的反应,使人撤离客体,它超越客体并位于其上。对于感伤型来说,所面临的“危险”就是完全脱离了现实,使得自己消失在无意识幻想世界的洪流中。
柳宗元和苏轼分别就是两个典型的代表。
人生不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
柳宗元,一生都不背弃自己的内心。
柳家在当时本是名门望族,而柳宗元也年少成名。虽然,他在出生时家境已败落,父亲也早逝,但他继承了祖先的聪明才智,四五岁时就能熟读诗词歌赋;二十一岁时,就高中进士。
早年的仕途简直平顺得让人嫉妒。
眼看他即将一展宏图,却在此时祸从天降,赏识他的皇帝因病被迫退位。
一朝之内,他由朝廷重臣变为罪臣,开始了一贬再贬的人生。
该上路了,一辆破旧的马车,载着他离开了长安。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盛年之时,他的发妻难产而死,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自此,他的心再没有打开过。
直到母亲去世,承欢膝下的幼女也因病去世,他成了真正的孤家寡人。
在这种心境下,那首著名的《江雪》也就应运而生。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有人说,在柳宗元心里还有“长安”。所以,“千山”和“万径”,也就象征着他与长安之间的距离。要想回到长安,恐怕要像鸟儿一样飞越千山,也要走一万条路,但是现在山无鸟飞,路无人烟。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冰雪送来的寒冷制造了一个白皑皑、冷清清的世界。柳宗元,坐在一只孤舟上,穿着蓑衣,独自垂钓。
可是,这冰天雪地的,他能钓什么鱼呢?我们都知道“姜太公钓鱼”,钓了十年,钓来的是周文王。所以,柳宗元钓的也不是鱼,他钓的是“孤独”。
柳宗元一生都忠实于自己的内心,心系长安,梦回长安,但再没真正回去过,病逝他乡。
作为“感伤型”的诗人,柳宗元以自我意识为主,并超越客体而创作。他一生留下600多篇诗文,有300多篇是作于被贬永州时期。
荣格在《心理类型》一书中说:
感伤型诗人的创作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个是他自身,另一个是客体和他对客体的感知。
对于感伤型诗人来说,客体的外在印象并非某种绝对的东西,而是诗人依据自己的内容能够把握的材料。
柳宗元寄情山水,进行自我救赎。没有自我救赎,也就没有诗文的升华。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相反,作为“朴素型”的诗人,苏轼在面对同样的遭遇时,他与柳宗元的处事态度大相径庭。
苏轼也和所有人一样,渴望建功立业。而且,他在年少时就才气逼人,正当他准备放手大干一场的时候,却毁于自身耿直的性格,他也被一贬再贬。
人到中年,事业不顺,父母与贤妻都离世,和柳宗元一样,他简直无处话凄凉。但他选择在人生低潮时,以闲情逸致领略美景而活。
这要归功于他能将儒家和道家思想进行调和,所以,在失意时才不会空虚,还能回归精神家园。
苏轼决定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农夫。他脱掉长衫,换上短衣,带上草帽,干起农活,也给自己取了个“东坡”的名号。虽远离朝堂,但内心无比惬意。
正如罗曼罗兰所说,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那就是在认清了生活的真相后,仍然热爱生活。
直到遇到一场大雨后,苏轼心里的“风雨”才算彻底过去了。
那是一个平常的日子,苏轼和朋友一同出外游玩,登上一双芒鞋,手持竹杖。但在中途,突然天降大雨,同伴们都狼狈躲雨,只有他安然自适。
大雨过后,太阳冒了出来。萧瑟过后,就是安宁。苏轼忽然灵感大发,一首传世佳作就此诞生:
《定风波》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自然界的风雨和人生的风雨,又能奈何?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从古至今,都有“丧”和“累”的存在,但苏轼是少数能在逆境中始终保持微笑的“仙”。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后人在遇到难处时,总想读苏轼。
荣格在《心理类型》中说:
朴素型诗人的态度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客体的制约,客体甚至能独立地对他产生影响。诗人自己就是自然,因为自然在他身上创造出了作品。
朴素型诗人“允许自然无限制地支配他”,把绝对的权利交给了客体。
这样一来,我们就得出结论:对于朴素型诗人来说,他们对客体具有依赖性,而且客体在主体中具有自主性。而对于感伤型诗人来说,他们主要表现出超越客体之上的优越性,体现在对客体某种程度上的专断或处置。
除此之外,荣格在《心理类型》还详细介绍了朴素型与外倾型性格的关系,以及感伤型与内倾型性格的关系,等。他的思想一直深深影响着后人,他的理论体系也越来越受到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