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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1127-1279)理学大家朱熹(1130-1200)长期在福建讲学，他创立的学派被称为闽学。朱熹早年喜好辞章，学习过佛家和道家的学说，后来才走上理学之路。他是二程的后学。朱熹早年随李侗“静中体认天理”，李侗给他起字元晦，含有韬光养晦之意。朱熹非常勤奋，以著书和讲学为乐，著述繁富，有《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朱文公文集》一百二十卷。其哲学著作主要有《四书集注》、《周易本义》等。朱熹写过《伊洛渊源录》，叙述道学源流。他继承二程，以“理”为自己哲学体系的核心，成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

　　1194年，朱熹六十五岁，被请去给刚刚继位的宋宁宗当老师，讲授《大学》。朱熹在皇帝面前批评外戚韩胄，结果四十天后就被罢免，而推荐他的宰相赵汝愚不久也被赶出朝廷。道学失去了政治上的依靠，朱熹的学派也被诬称为“伪学”。

　　朱熹

　　【程朱理学】

　　也称程朱道学，宋明理学的主要派别之一，也是理学各派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由北宋二程(程颢、程颐)兄弟创立，到南宋朱熹完成。由于朱熹是这一学派的最重要代表，故这一学派又简称为朱子学。程朱理学在南宋后期开始为统治阶级所接受和推崇，经元到明清，正式成为国家的统治思想，对明清时期的中国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影响很大。

　　1196年，御史沈继祖攻击朱熹六大罪状，说朱熹不孝敬母亲、不敬君、不忠于国、玩侮朝廷、私结党徒、霸占建阳县的学宫等，甚至有人上书要求将朱熹、蔡元定逮捕斩首。1198年，朝廷设立伪学登记簿，朱熹等五十九人榜上有名，以致他去世时大部分学生都不敢去送葬。去世前几年，朱熹在苍凉的心境中注《周易参同契》，过世当天还在修改《大学章句》。

　　朱熹认为，世界的最初原点是一种寂然不动的状态，在《周易》里表现为浑然一体的“理”，在《中庸》里就是喜怒哀乐未发之前的“中”的状态，在人是湛然一心，但都不是指某一具体的物。这种极端虚静的状态，直接贯通象数和吉凶变化，好像“空”中直接产生出“有”来;但“空”“有”之间没有丝毫阻隔，完全贯穿。

　　武夷书院，朱熹曾在此讲学。

　　每个事物都有成其为自身的“理”。“理”是客观存在的。朱熹所说的“理”，相对陆九渊和王阳明等人的说法，是比较客观、固定的。朱熹这种认为“理”是客观、固定、不活动的观点，引起很多争议。宋明理学的认识论基本上以如何认识天理为中心。对于“理”，哲人们或者认为它每时每刻都是动的、活泼的、创造的;或者认为它是静态的、相对稳定的、不活动的，一直争论不休，辩难不断，到20世纪都没有结束。

　　心是身体的主宰，可以应接事物。朱熹引用古文《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个字，认为它们是孔孟等圣人的“十六字心传”。他区分人心和道心，认为人心容易犯错误，所以一定要让道心做主宰，让人心听从于道心。

　　朱熹《论语集注》

　　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有本性。人在世界上走的道路是顺本性而成，走出后就形成道路。人的特点在于能够通过教化或自己的学习，去体会什么是正确的道路，找到对自己比较合适的路径，而这路径与本性所引发的倾向是合拍的。人需要不断发掘自己的本性，寻找适合本性倾向的路径，不断地学习、实践，进而成就自己。

　　道路是可见的、可体察的。每个人在世上都有相对适合自己的路。如果人能够让心每时每刻安于该道路，安于自己能够做好的某一类事情，那么人生的路就会在当下意念的展开过程中不断延伸。在此延伸的过程中，人所意识到的道路与天命的道路之间，似乎有一种或明或暗的相似性，而人总在怀疑自己走的是不是天赋的道路，这就是“人心惟危”。人会经常挑战自我认定，很多人不会义无反顾地走下去，而会不断地调整自己的路径。可是，道心从来不是自明的，不是天然地、必然地向人显现的。道心幽暗不明，看不清楚。这样一来，道心跟人心之间就一直处于一种交战的状态之中。

　　按照朱熹的解释，道心是圣人孔子传下来的。这意味着只有一条“圣人之道”，而他祈望每个人都遵守这条路。道心跟每个人都应该有关，只是道心微妙难明，指向微妙与玄妙的路，加上它不是自明的，就让人觉得捉摸不定。为了让人心与道心相协调，人需要尽力保持相对的中道，这就要每时每刻都保持某种中道。

　　岳麓书院，朱熹曾在此讲学。

　　为了追求圣人之道，必须随时遵从圣人的教导。当认识到合适的道路时，就要警惕人心的危险。所以在走这条路时，常常要跟自己战斗，与“人心”搏斗，因此朱熹提出要“存天理，灭人欲”，要特别重视“精一执中”的修行方法，让每念生起都是天理流行。人要寻找适合自己走的路，寻找适合自己做的事，然后坚持专注，自然而然地跟欲望作斗争。人不能完全消除欲望，朱熹实际上就是主张把欲望都集中到天理和要做的事情上来。

　　由于朱熹强调客观事物上有理，所以他的理是外在于心的。宋明理学家因为理和心的关系，分成理学和心学两派。通常认为，理学认为理、心两分，而心学将理、心合一。程颐、朱熹是理学的代表人物。应该说，他们阐述的“理”虽然有客观、外在的一面，但其基本问题意识与解说方式并未脱离理、心之间应有的内在关联性。

　　朱熹的理学思想在元、明、清三代取得了官方哲学的地位。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下令科举考试以朱熹等人的注释为标准，朱熹学说遂成为巩固统治秩序的精神支柱。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正面和负面两方面的影响作用。他的思想传播到到日本、韩国等国，则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日本朱子学、韩国朱子学。

　　——摘自 温海明 《中国哲学思想》